文/诸葛找房
七夕只有半个月左右就到了！身边一些大龄未婚的朋友纷纷喊话民政局，要求给分配对象。甚至不惜搬出各类古代包分配对象的实证：《周礼-地官-媒氏》记载“媒氏”之官的职责：“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晋武帝泰始九年有相关条文规定：“女子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长吏配之。”但到底是年轻，你以为封建社会如此劳心劳力，设立专门的部门管婚配难道真的只是担心大龄未婚男女扰乱社会治安吗？
说实话民众结婚不结婚who care？官府要的是民众多生育！毕竟让你结婚还会显得如长者般“慈爱”，而直接让你赶紧生孩子，就暴露了你是封建社会劳动力生产机器的本质，当然后面不也出了“女子无所出可休妻”“无后”等封建糟粕的软束缚，不过这是后话。中国封建王朝国祚超300年的屈指可数，无数的兼并战争、饥荒、瘟疫等因素，导致人口锐减。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曾鼓励婚配、生育来增强国力。毕竟一到战时，人口可是重要的筹码。
几千年前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通过疯狂的鼓励生育措施：生二子，公与之粮；生三子，公与之母（对生二胎的人家，进行粮食奖励；生三胎的人家，会安排一位乳母以便于更好的抚养孩子），最终灭了吴国大仇得报。可见，人口不仅是国力的象征，关键时刻还会影响国运而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无论是从奴隶时代拥有奴隶的数量，还是后来封地人口的数量也都是财富的象征。
但上述这些重视人口的传统似乎在这些年被遗忘了。这种遗忘很大程度是来源于我国迅速增涨的人口，这些年我国几乎每年都能生出欧洲地区某些国家的一国人口总数。
我们走到哪看到的都是人，以至于，这种财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大众所忽略，甚至就连楼市分析中，人们都更偏重于政策、金融等因素，而非人口。
冰火两重天
直到今年，房价低到不可思议的鹤岗、上个月的乳山、以及最近再次火起来的玉门楼市现状才引发了大家开始关注“人口对一个地方楼市的影响”。鹤岗抛售的房产热度刚降，接着就是乳山一线海景房，十年房价没有动过，再接着是玉门业主卖房时称“可以降一些，4万5也行，要是付全款，3万就可拿走，给1万元也不是不可以，老房子了，周边也没人住了，房价怎么定，完全看心情。”
这些城市均提前实现了大众关于房子“白菜价”的梦想。但也证明了并不是只要房子便宜就会有人买，毕竟没有人，楼市只能算一堆没用价值的钢筋水泥。就连房子下面土地的价值也是由人所赋予的，而附着无价值钢筋水泥的土地还不如一块对人类有价值的菜地。在越来越多“白菜价”房子无人问津的当下，深圳却一片欣欣向荣。
凭借一句“逃离北上广”、“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超强文案，深圳这两年的人口增长一度令人震惊。
与人口相对应的则是其房价上浮，可以看出深圳人口增长从2015年超越北京上海，房价也从2015年开始超过北京和上海，这不得不让我们惊讶于他们的步调如此一致。 一边是未来堪忧的空城，一边是人口不断涌入的“宇宙中心”深圳，这两个均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必须重新正视人口对我们和对楼市的价值。
政策在人口上的递减效应
当然很多人说，在影响楼市的三要素中人口一直被称为长期影响，而长期因素，哪能比得过短期因素政策和货币？从表面上看，短期的政策因素确实能做到令行禁止，准确调控，而货币政策也确实能刺激某一行业的发展。但小笙想说的是，无论是政策因素还是货币因素都是需要依托于人口的。
通常，在我们的认知中人越少越好掌控，管理越简单。但在楼市上刚好相反，对于人口越多的城市，无论是政策还是货币都能在市场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对于人口越少的城市影响反而更小。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年北京的五年社保限购政策一出，房价和楼市都得到了迅速的控制；西安随着限购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收紧，楼市也有了很明显的反馈。但对于一些至今依旧没有大开发商介入，“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小县城，就算货币上有水漫入，购房政策上给与刺激，在人口少的地方也难以产生大动静。由此可见，人口在楼市中的影响力是当之无愧的老大。
追寻人口热度买房，想亏都难
所以小笙想说的是，无论是何种花花绿绿的分析，未来请紧盯人口增减购房，出错的几率会大大降低。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我国人口已经发生拐点。
早年，在刚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经济极度脆弱，百废待兴，此时的人口是国民经济运转的极大负担，无数人忧心人口过多。但随着多年的计划生育，生育率已大大降低，再加上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口已经不是负担，而变成了正收益。而且这种收益还会随着出生率的不断降低而变得越加珍贵。
众所周知，“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消耗资源，一日三餐都要吃饭，还要穿衣服、住房等等，不要小看这些细小的消费和活动，这些都是一个城市的经济组成部分，当然也是城市房价的基础，这也是各大城市铆足了劲争抢人口的主要原因。基础深厚的城市自然就风险小，所以说，未来想要在楼市中立于不败之地，只能跟着人口流向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