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调查背景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20世纪70年代是由不丹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拔。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南亚国家，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我国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许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调查意义
通过对居民“幸福指数”的关注与调查，有助于人们对自身幸福状况的了解和对于更高层次幸福的追求。并且对于政府来说可以由此更为贴切的了解民众的需求，从而可以更好的去满足，明确了政府的发展方向。并且这样各国有利于政府和国家政权的稳定，也使人民的幸福指数上升，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3、调查分析
此次社会实践，我选择了一个家具城，通过与这里的工作人员的交流并且发放了调查问卷，我获得了这样的信息。从前这里的中高档家具并不走俏。而近几年，人们对物质生活的水平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也对于家居用品的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我也通过了近一个月的亲身体验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些中高档的家具。对于生活的物质、精神领域都有着自己的规划和更高层次的追求。
随着市区的改造，人性化的设施也越来越多。城市中干净的免费公厕、环境优美的街心公园、越来越多的城市绿化、越来越齐全的健身设施、越来越便捷的交通设施，这些都是对于政府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提高的依据。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主要因素经济收入和身心健康：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是所有社会物质条件中对幸福感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古语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拥有健康的身体、积极乐观的心态是人们对幸福最根本的需求，自然对幸福感影响程度颇深，也就是说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能够拥有稳定富裕的生活和健康的身体已然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了。社会保障、家庭和睦及社会环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社会保障制度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是居民生存幸福与否的起码条件。家庭生活方面上，家庭给人带来的感觉是影响人们幸福重要的因素，幸福的家庭生活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家及理解支持自己的家人，这份安定感和家庭支持无疑会促进幸福感的提高。
人际关系和自我价值实现：
说明良好的人际关系能缓解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增强自信心，自然也就能提高社会幸福感，最终影响幸福指数的大小。居民对自我价值实现充满信心或有较高预期，说明对未来是积极乐观的，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自然会提高幸福指数，自身优势多，能力得到发挥，内心的满足感会增加，幸福感也会随之提高。
影响幸福感因素排序
⑴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百姓幸福指数，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烈。幸福指数最低的是收入1000元以下的居民，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由于其物质生活和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相对较高，则其幸福指数总体相对高一些。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幸福指数呈现出阶梯式增长，也充分体现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性。
⑵不同年龄的人群其幸福感有着显著的差异。其中幸福指数相对最低的人群主要是40-59年龄段的居民，此年龄段正面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事业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对自身的期望要求较高，导致身心疲惫，这是其幸福指数不高的最主要因素。而60-70年龄段的人群幸福指数最高，18-29岁之间的次之。
⑶女性的幸福指数略高于男性，大多数女性在家庭承担着主内的角色，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家庭，主要从家庭成员身上获得幸福感；而男性更关注收入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且社会压力较大。因此，女性对生活的满意度、积极情感的体验较男性强，故其幸福指数要高于男性。
⑷幸福感较强的是党政机关及事业单位、在校学生，幸福感较弱的职业是自由职业者、下岗失业及无业人员、国有企业和农民。前者有固定收入，职业稳定性较强，社会地位高，有着完善的社会保险，这些方面都优于其他职业，进而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在校学生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多机会体会，故其幸福感较高。而对于幸福感较低的相关职业，如何提高这部分人对幸福的基本需求，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从幸福率看，超过八成被访者感觉生活幸福
所谓幸福率，是指在一定数量的群众中表示幸福的群众所占的百分比，是用来测评群众幸福广度的一种方法，其单位是百分比。
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效用/欲望。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它分为五种层次，从下至上：第一个层次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安全需要，第三个层次是归属和爱的需要，第四个层次是尊重的需要，第五个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对欲望的满足。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可以从答案中得到，以得数1为分界岭。比1小就证明不幸福，等于1或者比1大就证明是幸福的。如果我们的欲望指数高，而在目前生活方式中得到的效用低，那得出来的幸福指数就是零点几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不好，让我们感觉不幸福，而不幸福的严重程度是根据数字来衡量的，数字越小就代表越不幸福，如果效用比欲望高，得出的得数就比1大，那就证明是个幸福的人。同理，幸福的指数也是根据得数来判断，数字越大就证明越幸福。即个体根据自己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常住居民中分别有23.92%和59.07%的居民表示生活的很幸福和比较幸福，7.70%的居民表示幸福程度一般，仅9.31%的居民觉得自己不幸福。
4、存在的问题
在调研中发现，政府在制定和落实幸福指数的过程中热情超乎想象，将幸福指数与官员政绩直接挂钩，有的甚至出台了幸福指数一票否决制。为了在城市幸福指数评比中取得好的名次，一些地方官员纷纷现身各种媒体和公众中间，为提高本地幸福指数拉票造势，展开了新一轮的幸福指数排名争夺。这种热情的背后隐含着对幸福指数的数字依赖和指标崇拜。
有些地方在确定幸福指数时，想当然地设定一些和百姓幸福毫不相干的内容，将幸福指数调查统计变成了数字游戏。有些官员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到处宣传炒作，作秀造势，搞华而不实的“幸福形象工程”，甚至民众还未评定，已提前将自己所在城市宣布为“幸福天堂”或“幸福百分百城市”等，这种到达了顶点的幸福指数评比带来的只能是官员的幸福，纸面上的幸福，对老百姓则毫无幸福可言。幸福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民众的生活品质和对生活的主观满意度，但幸福指数并不等于幸福感本身。民众的幸福感归根结底不能靠官方数据“一锤定音”。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只能靠老百姓说了算。幸福在百姓的生活里，幸福在百姓的心里。
各级政府和领导者，让幸福指数变成百姓幸福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幸福指数工程真正变成为民工程、富民工程、惠民工程，以幸福指数作为测试百姓冷暖的温度计，设身处地地体察百姓的所思、所想、所求、所盼，经常想一想，在这些数字背后，还有多少群众看不起病，多少家庭买不起房，多少孩子上不了学，经常问一问，群众能否能用上干净水，吃到放心食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对群众的冷暖，感同身受，对民众的困难和问题，逐项解决落实，只有这样，才能让幸福从冷冰冰的数字变成充满温暖的切身体验。
对于幸福指数中的生活满意度、价值实现感、需求满足感等主观的抽象的指标，决策者要以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准确反映百姓的实际感受，以此作为加紧完善政策措施、纠正偏离的基本依据。
5、改进建议
虽然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有所提高，但是物价的疯长、工资的平稳态势也成为了大众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更多的社会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制度，让市民“幼有所依，老有所养”。这样人民的幸福感增强了，政府才能得到更多的拥护。
6、自身的总结与体会
这一次的社会实践活动，让我体会到个人力量的薄弱，团队合作才是一个有利于工作开展的形式。在这次活动中，我也有了机会更深入的与各个阶层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通过这一捷径我能够走进社会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虽然说我们在大学里已经不再扮演新生这一角色，但是在社会这所大学里，我们脸上的稚嫩把我们彻底的出卖了。在这里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学习的东西，在这里没有你做不成的事，只有你不去做的事。认认真真地学习，勤勤恳恳地做事才是生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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