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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建筑研究的三个阶段与当前的工作
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概念,以30年为一代,那么可以说,中国建筑研究已凝聚了三代人的努力,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些中国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以一种“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中国建筑教学不能只用外国教材”的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自尊感,奋起从事中国建筑研究,振兴民族学术。他们以深厚的国学根基,吸收西方科学方法,深入实地调查研究,从史料的收集、艺匠的寻访到制度的探索、“天书”的“破译”等都顺藤摸瓜,追根溯源,做了了不起的工作,基本上将中国建筑历史理出了头绪,建立了中国古代建筑历史的体系,成就非常伟大。前辈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及其同事都是中国建筑研究的拓荒者、播种者、奠基者和大厦的构筑者,其功不可没,永垂青史,当然,这早有定论,无需多说。
第二个阶段是他们的传人和私淑者继承先师的研究,展拓成果,并向纵深发展。现在回顾起来,他们逐渐由通史的研究进入到专题研究。其实,这项工作在建国前就已开始,建国后更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并且在“文革”以后得以陆续发表,广为开拓。例如,在专史研究方面,有中国建筑技术史、断代史、城市史;在类型研究方面,有对住宅、园林、宗教建筑、民族建筑、书院建筑、长城的研究,以及对重要建筑的调查等;在专题方面,如文物保护、修缮,防灾、“风水”、装饰、匠师的传记;在近代方面,如对中国近代建筑的调查与历史研究等等。从个人建树来说,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这些建筑科学研究者或许还未达到前辈的高度,但就整个时代的总和与每一个领域的成就来看,则已大大超过了前一个时代,十分的引人注目。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们在研究经费、人员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兢兢业业,辛勤工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敬意。
我个人有个看法,中国建筑的研究在达到一定广度后,需要逐步地,更为自觉地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理论研究阶段,也可以说开始进入第三个历史阶段。我们清醒地看到,中国建筑研究已经从少数先驱者的惨淡经营进到了百家争辉的局面,就整体而言,人们对建筑宝库的认识和理解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这仍需继续扩大。第三个历史阶段的研究除了继续对前者进行展拓外,迫切需要的是,在已有的基础上展开对建筑理论的探索,努力把对中国建筑的研究进一步上升到较为系统的理论高度。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前人的工作没有理论上的思考,因为中国建筑本身就涵盖理论。在专门的理论研究上,远如明末计成的《园冶》,这是一本设计理论的巨著,其与文艺复兴所阿尔伯蒂( Alberti )的《建筑十论》交相媲美;近如梁思成先生、刘敦桢先生、童先生等人的思想、文章,他们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例如,梁思成、林徽因1932年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平郊建筑杂录”一文,提出了“建筑意”( architectursque)的问题,可以说这要比诺伯舒兹( Norberg-Schulz)提出“场所精神”(genius loci)要早几十年,可惜前者未有后续研究。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一定要提高对中国建筑的理论研究的自觉性,即有意识地、敏感地、创造性地探索与发展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论,必须深入地研究理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建筑,因为“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能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并且,也只有更好地掌握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才有可能更好地追根溯源,根据实际情况,结合新的发展,触类旁通,发挥创造,提高中国建筑的创作水平。
当然,理论研究总是很难的。在历史上,有关建筑的记录、评论和文学叙述可以说是丰富之极,就以过去国文课本上所选的课文来说,如“滕王阁序”、“阿房宫赋”、“醉翁亭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等等,这些闪闪发光的文献,精彩之至,若有所得,受惠无穷。但是一般说来,这些都散见各书,最近王明贤、戴志中作了一件好事,主编了《中国建筑美学文存》一书,将其作了初步的汇集,但有关中国建筑思想的专门的理论著作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并且,系统地研究中国建筑的理论工作至为艰辛,除了对史料的爬梳、实物的考察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不仅要对中国思想、文学、哲学等有广泛的了解,而且还必须有西方文化理论的根基和西方史学方法的借鉴,若能结合创作的心得,便更能自觉地以锐利的眼光发挥中国建筑历史的创作论。
不过,这方面的工作已不是没人做,例如,傅熹年对中国建筑和建筑群构图规律的研究,罗小未对“中国建筑空间概念”的探讨,陈明达用模数制来分析古代木结构(“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 ,以及王世仁的“理性与浪漫的交织”、“侯幼彬的《中国建筑美学》、王鲁民的“中国古建筑文化探源”、萧默的《中国建筑艺术史》,汪德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化思想》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对中国建筑理论作了可贵的尝试。至于李允的《华夏意匠》则是比较早地运用了一些西方的建筑理论方法,进行中国建筑类型等的整理,读之颇为清新。可以说,中国建筑界已经逐步进入了第三阶段,我们期待着一个发挥中国“史”与“论”传统的建筑理论研究高潮的到来。
二、中国建筑艺术史与中国古代建筑遗产的继承、借鉴和发展
建筑除了物质使用功能及科学技术等以外,还有艺术的方面。法国作家雨果曾经满怀深情地赞颂巴黎圣母院说:“这个可敬的建筑物的每一个面,每一块砖头,都不仅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页,并且也是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一页”,此语明确地说明了建筑中科学和艺术的综合性。至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道路,我还非常欣赏法国作家福楼拜所说的话:“越往前进,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者从基底分手,回头又在塔尖结合”。现在,我们都期望建筑创作质量的提高,这就需要同时提高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水平,最终,两者在建筑、建筑群、园林景观、城市以至工艺美术等等的“塔尖”结合。
要做到这点,必须从多方面着手,这里只谈其中的一个方面,即历史遗产的继承与发展问题,而且只限于中国古代的历史遗产的继承、借鉴和发展来谈。
为什么要专门谈这个问题?有目共睹,近来在建筑创作问题上,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即对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重视。在发展中国家,人们从过去向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地学习,开始转而寻找自己的道路,一些有识之士明确指出,自己的国家虽然在经济上仍处于发展中状态,但在传统文化上却是富有的;在发达国家,人们纷纷将注意力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在建筑文化方面尤为明显。虽然随着国际间交往的频繁发生,社会的非地方化和经济、文化的世界性日益增强,世界各地的文化发展出现“趋同现象”,但从另一方面说,面对不断增长的世界化和个体、集体精神状态统一化的压力,个性的觉醒成为一种迫切需要,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人们越来越有目的地、自觉地去发展带有自身特点的文化,追求文化的民族特性、地方特性和区域特性。所以,世界正处于文化的多元与共生之中,趋同现象下对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追求、现代化的巨浪与继承本国文化的呼吁和努力同时存在,这是研究现代世界文化包括建筑文化不可忽略的两个方面。
当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师正满怀摆脱殖民地束缚的豪情,对具有民族特色、乡土风情和新时代气息的建筑文化孜孜探求,努力从受“国际式”建筑思想影响而造成的建筑文化的单调贫困中摆脱出来。然而,当前的某些中国建筑师往往并不认真地讲求民族和地方固有的文化内容的表现,也不讲求在与周围自然和人工环境的文脉继承协调下的创造,建筑与城市的创作,似乎受一种流行的、先验的、由建筑师个人的喜好而定的某种形式的支配,模仿一些时髦手法,设计者仿佛可以为所欲为,从而造成了建筑特色的丧失,并且已经不仅仅是“特色危机”,正如西方某杂志批评的,我们的某些新建筑失去了优秀的传统,为“舶来的二流货”所充斥,这很值得我们思考。
建筑师具有多重任务,可以说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创造出具有良好的空间组织形式和完善的艺术形象的人居环境。优秀的建筑物和它构成的艺术环境,拥有长远的甚至是永恒的感染力,无疑这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在这种创造中,传统建筑文化显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某些建筑师中,之所以至今还存在某种忽视中国传统的倾向,我想,至少是由三个障碍造成的:一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作品的丰富性和它们卓越的艺术成就还缺乏了解(这有其历史原因,如1955年后中国建筑传统的教学一般削弱了,改革开放以来,极大地提高了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理解,但食而不化,相应地对传统的学习也有所削弱) ;二是对其中深蕴的文化内涵还缺乏深入的探究;三是对西方的研究也不够系统,不能与中国研究结合起来。例如关于梁思成、林徽因之“建筑意”一说,过去我虽有同感,但对其理解不深;当我进一步学习美学,特别是王国维先生的“意境”论,并经宗白华先生的发挥(如“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有了较深入的理解之后,对此便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不过仍停留在表面;后来我又读了诺伯舒兹的“场所精神”,这是根据罗马人的信仰,认为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 genius)守护,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以生命,决定它们的特性和本质,这是西方的理论,对照中国建筑来说,可能称之为“场所意境”,强调“意境”更切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美学精神,特别诗词、书、画的意境,更与建筑的意境相关联,这样更具中国特色。此外,我认为就场所的研究方法来说,诺伯舒兹《场所精神》一书和以后其他人这方面的论述都很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
当然,对于传统建筑文化,绝不能全盘照搬,所以我早就提出过“抽象继承”的设想〔1〕。所谓“抽象继承”,第一,是指将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设计哲学、原理等)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第二,是把传统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蕴以新意,以启发当前的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造。过去所谓对传统的“形似”还是“神似”之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了,即既求神似,也并不排斥某种程度某一细节的形似。当然,即便如此,也是经过再创造的,而不是抄袭。芒福德( L. Mumford)也说:“建筑,一方面存在技术性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表现’这一领域,即把建筑物的意义传达给观赏者和使用者的方法。”〔2〕要取得具有表现力的形式,设计者除了要掌握对功能技术处理与驾驭的能力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美学修养和艺术创作的激情,从设计伊始的意境酝酿、高超的形象思维,直至高境界的内容与完美的形式的统一,最终完成杰出的设计作品。
三、中国古代建筑的“民族性” 与“地区性”
中国古代建筑蔚为大观,类型众多,多民族的交融,使之更加呈现多元之势。加之各民族分处异地,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全貌颇为困难。因此,民族建筑是颇为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我自己来讲,对民族建筑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学时,对民族建筑基本上没有认识,毕业以后,我在云南西部及贵州生活了一年多,并跑了很多地方,感觉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尤其是傣族、瑶族文化的存在,不过,只是一些感性认识。后来到国外读书,参观美国人类学博物馆,发现印地安等民族的文化,当时的兴趣还主要集中在工艺美术和美的创造上。直到回国后, 1951年北京举行规模浩大的“中国少数民族展览”,展览的组织者民族学家清华大学吴泽霖教授亲自对我热情讲解,可以说这是我在中国民族文化上聆取的第一堂大课,至今记忆犹新。后来有机会跑更多的一些地区,如青海、新疆等,对民族的认识也逐步加深了,至今仍在学习之中。
50 年代初,基于爱国主义的热诚,梁思成先生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针影响下,提出中国建筑的“民族形式”。他曾这样称赞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长寿的体系。在历史上,其他与中华文化约略同时,或先或后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稍后一点的古波斯、古希腊,以及更晚的古罗马,都已成为历史遗迹。而我们的中华文化则血脉相承,蓬勃地滋长发展,四千余年,一气呵成。”在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五十六个民族创造了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建筑文化,它们既相互融合又相互独立,众多的民族体现了古代建筑文化的多样化,回族的清真寺、蒙古族的蒙古包、苗族的吊脚楼、藏族的藤索桥、侗族的风雨楼……,无不显现出迷人的民族魅力。
文革以后,我不时地思考民族建筑这个问题。在远古时代,先民们就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念去生产生活,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并因其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又使文化烙上鲜明的区域印痕。《礼记·王制》说:“高山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吕氏春秋·为欲》说:“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说明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出不同的文化,地区与民族间存在着差异。中华文化的形成过程,既是各民族文化精华的荟萃过程,又是各文化区域相互影响、冲突和融合的过程,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我认为,单纯的提“民族建筑”实际上未必是很确切的概念,或者说还不能完全含盖实际的丰富内涵,对中国建筑的探索以着眼于“地区建筑”为宜。
中国不同地区建筑文化的区域性至为明确,即以自然地理分,如江南水网,西北黄土高原,南疆干热地带,闽南、华南湿热地带,以及川云贵山区等都有不同的民居文化和地理、气候技术因素,这些地区建筑蕴有生活的内容,有泥土的芳香,是建筑创作的源泉,有待于我们建筑工作者去采集、吸取、浇灌。中国还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民族的建筑,如川藏的藏族建筑,内蒙建筑,以至西南少数民族建筑等都各有其特征,与其所在的区域难舍难分,可以说,“在建筑上所表现的‘民族性’,根源于`地区性’”〔3〕,而我们对这些“民族建筑”的研究,也应当与民族地区结合起来,与地区的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
“民族建筑”与“民族地区”结合研究的必要性还在于,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民族与建筑也在不断变化之中,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变化,以及人文、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等等,它们必定要影响到民族建筑的发展,而上述因素与地区的开发更是直接相关,若能能动地把握上述有关的各个因素,就有可能在变化着的历史现象中驾驭民族建筑的发展,即善于识别它的基本的创作规律、聚落文化的特色,以及建筑与自然相结合的一种原始的朴实的美,等等,保持其中优良的传统,并在新的时期创造新的地区建筑文化,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而不把它看作永远不变的甚至僵死的样式、手法与符号,固步自封,滞而不前。
中国传统城市与建筑内容丰富,自成一格,其中城市建设与建筑的地区性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内在规律〔4〕,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并积极地开展地区建筑文化的研究。芒福德说“将来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各种文化,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的特性。这些是互为补充的;要不然,势必象现在这样机械地把大地的风光和人的个性都折磨掉”〔5〕,每一区域,每一城市都存在着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发挥城市与建筑的地区特点,探索其特殊规律,通过特殊认识一般,这对我们开展中国建筑理论研究,加深对中国人居环境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了解,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广义建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年。
[2] L.芒福德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演,载《城市问题百科全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
[3]张良皋“侗族建筑纵横谈”,东南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文集,第1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年版。
[4]吴良镛,“建筑文化与地区建筑学”,华中建筑1997 ( 2)。
[5](美)刘易斯·芒福德著,倪文彦 宋峻岭译,《城市发展史》第418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9年版。
原文来源
吴良镛.关于中国古建筑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J].建筑学报, 1999(4):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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