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网络）
我们的都市生活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已经交付使用的公寓经常被重新装修。拆墙、开凿电线和管道的埋藏沟槽都需要大量使用电锤和电钻，那种刺耳和震动的高分贝声音，全国无人能够逃脱。重新装修首先需要清理原先铺砌的墙砖、地砖或者地板， 往往还丢弃旧家具，导致大量垃圾和污染的产生。全国一年因为重新装修产生的垃圾，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一般民居在装修头一周会有严重噪音污染，之后的工程 会比较安静一些。最近某著名音乐家被邻居投诉，因为其公寓装修的高分贝施工竟然长达三周，甚至将楼下住户的玻璃水壶由高处震落。
这位受害者 向物业投诉无用，结果只能在微博上发声。发微博3小时之后，这场大噪音的施工才停止。我好奇的是，假如施工方不是名人，而是有滚刀肉脾性的邻居，这件生活 小事将如何收场。这类事件再次提醒我们：物业不是基层政府，更不是执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权力机构；在社会末端的管理中，居委会和派出所民警应该有更加靠近 和贴心的存在。在琐碎和千千万万日常生活的细节里面，近几十年以来，我们有一种非常模糊、似是而非的提法，即所谓的“社会化”，好像城市基层社会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好像生活中很多具体问题可以凭借营利的物业公司来照料和解决。
高楼大厦并非天然就是生人社会，那里的左邻右舍并非天然就应该形同陌路。在这一都市社会的末端，理想的情况是，邻居之间应该有便捷良好的沟通，细节的管理应该有可靠灵敏的手段。而做到这一点的可能途径之一，就是公共权力应该有温柔和无微不至的存在。西方社会的一些传统，譬如强调“小政府”和“社会化”的英美文化，未必适合我们，未必在我们这里能够成为社会末端管理的有效办法。
由装修噪音引发出来一个重要问题：居委会和派出所这些最基层的政权机关是否只应该管治安和类似的“大事”，而离开居民日常生活的“小 事”远远的。过去我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有热心民警和好事居委会大妈的形象，他们甚至会告诉家长，家里孩子在街上打架和说脏话了。我们应该继承这样一种文化， 丢失掉它只会让人们感受到社会末端管理的疲弱。
其实在我们深厚悠久的政治文化传统里面，最基层的政府，甚至比较高级的官员，本来就应该去体贴百姓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新唐书》里面说到官员韦丹做江南西道观察使，发现茅草和竹子建造的百姓房屋在天气干燥时容易失火，就找来工匠教那里的人们制作陶瓦，还用减赋税、赊账和资助贫民的办法鼓励人们修造防火的新屋。韦丹的儿子韦宙后来在湘西做官，曾经组织当地村民集资购买耕牛，每二十家一起凑钱，然后抽签决定哪家先买牛，解决缺耕牛的问题。那里人结婚有大摆酒宴的风俗，动辄宴请数十或数百人，使得摆不起酒席的贫穷男女不得不私奔以逃避负担。他为此订立新规矩，逐渐破除了这个陋习。
在历史上，我们有保甲制的传统。北宋理学家程颢在做地方官时曾经推广五家互保的伍保制，“使之力役相助，患 难相恤，而奸伪无所容”。传统上的伍保制，以及后来在民国时期还曾经推行过的保甲制，都强调治安功能。而其实在程颢的思路里，这种制度有很鲜明的末端社会教化和管理作用，包括组织民众照看孤寡残废和生病的过路人。他在乡村设立学校，召集乡民到学校谈话，帮助他们制订村社规矩，还审读儿童的课本，督察教师的工作，“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民国施行保甲制偏重其治安功能，效果不佳，不过已经注意到城市社会组织的疲软问题：城镇邻居多不相识，外地人众多，相互之间没有联络，给社区建设带来很大困难。
“恢复保甲制度”听起来是很夸张的说法。不过在根本上加强街道和小区建设的确是我们社会末端管理 不可或缺的环节，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安定。人民生活中的诸多小事是基层政权不可推卸之责任，必须有精细和体贴的关注和介入，不可放任不管或者粗枝大叶，更不可以“社会化”的借口任由营利的物业公司取代基层政府的职能。
这个问题的存在，是隔壁邻居装修的震耳欲聋声音，时时在提醒我们的。
